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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誠信文化的危機與法律拯救 ——誠實信用原則的法律適用

         

        中國誠信文化的危機與法律拯救

        ——誠實信用原則的法律適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草案),已由全國人大法工委民法室成文,并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如果進展順利,可望在2017年的適當時機,提交全國人大審議。這是我國立法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已引發法律人的高度關注。本文僅就《民法總則》第六條,將“誠實信用”確定為民法基本原則之一,以中國誠信文化的危機為視角,淺議法律對社會誠信文化體系構建的重大作用。

        一、誠實信用——人類永恒的普適規則

        辭海中“誠實”的解釋是“言行與內心一致,不虛假”,“信用”的解釋有三類,一是指用人,即“以誠信任用人,信任使用”;二是指守諾,即“遵守諾言,實踐成約,從而取得別人對他的信任”;三是作為“價值運動的特殊形式”,如“信用銀行、信用政府”等。而中國的《說文解字》則稱:“信,誠也”,可見誠實與信用是高度關聯的。就人與人的關系而言,誠實是取得他人信任的最基本條件。

        誠實信用,源自于人類倫理道德的規范,自人類進化為群居的氏族部落,誠實信用即成為調整人與人,部落與部落之間民商和其他利益及矛盾的自律規范。

        由于“人皆挾私”的自然本能,始終在挑戰著“信用自律”這類規范,因為僅僅依賴于每個人的道德自律,根本不足以維持一個群體,一個社會的誠實信用體系的建立。于是,在最初的習慣法中,誠實信用就自然地被融于相關規范。在中國“禮法合一”的商代,在歐洲古老的羅馬法中,誠實信用都早已被確立為法律規范的基本原則之一。

        社會發展進入到成文法時代后,不論何種宗教信仰,不論何種意識形態,也不論何種政治制度的國家和地區,所頒布的民法中,誠實信用都被確立為基本原則之一,而作為評價民事行為是否合法的標準。究其根本,誠實信用雖屬于社會每一個體或群體成員自身的品質,由其自律度決定,但如果沒有外力的干預作用,僅依賴于個人的自律,是絕不能保證其行為的誠實信用。即便是一個具有高度自律意識的“慎獨”之人,也無法保證其言行都是誠實的,是足以讓他人依賴的。

        誠實信用之所以能成為人類社會群眾共同接受的永恒的普適規則,就是因為,他是保證社會良好的道德風尚,維持公平正義社會秩序的準則之一。當人類進化到以國家為單位,國家發展到依法律行為規范來治理的法治社會形態,誠實信用的自律,已成為規制每一個社會成員行為的基本準則,起著成文法律無從調節的,不可或缺的補充作用。但是,如果沒有法律強制力的懲罰與威懾,任何一種信仰,任何一種制度的國家,都不可能建立起一個誠實信用的社會體系。

        二、當代中國——誠信文化體系為何曾瀕臨崩潰?

        縱觀中國數千年封建社會,雖沒有哪一個朝代能建立起相對完善的法律制度,但誠信文化的建設,一直都是歷代有為皇帝所追求的價值觀之一。特別是社會賢達之士,對誠信文化創造了諸多十分精練的語言表述:如“一言九鼎”、“一諾千金”、“君子一言,駟馬難追”……;普通老百姓也以通俗的語言表達出“吐口唾沫成根釘”、“男子漢大丈夫,說到哪,做到哪”……;歷代封建社會中不被尊重的商人也宣稱:“公平交易”、“童叟無欺”、“一分價錢一分貨”……;就連賭博場上都有“認賭服輸”、“賭博佬嘴里出圣旨”之說。甚至強盜土匪也以“坐不改姓,行不更名”表示自己的誠實;佛門弟子則更有“出家人不打誆語”的誓言。由此可見,中國數千年的封建社會中,無論是歌舞升平,百姓安居樂業的“貞觀之治”、“乾隆盛世”,還是烽火連天,民不聊生的“黃巢造反”、“太平軍革命”,社會上民事行為的誠信之風似乎都是主流。因此,正史也好,野史也罷,尚未見哪個朝代社會誠信體系崩潰的記載。千百年小說、戲劇、傳記等文字作品,抨擊社會欺詐之風的體材也不是主流,這也許可作為例證。

        中國共產黨的優秀傳統之一就是“實事求是”。所謂“實事求是”也就是不說假話、誠實守信。工農紅軍在那么艱苦的年代,對外的民事行為也都是誠實守信的。征收軍糧時,即便暫時無力支付對價,也要打個欠條。正是共產黨和人民軍隊的誠實守信,在老百姓心中建立了高度的信用,千百萬人民群眾用鮮血和生命回報了對黨和軍隊的信用,支持共產黨打敗國民黨,取得了執政黨的權力。

        如果探究中國社會誠信體系瀕臨崩潰的根本原因,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的“關于建國三十年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也許已作出了解釋。從法治視角審視,從1949年建國到1979年的撥亂反正,三十年的法律虛無主義,殘酷的政治運動,當屬摧毀中國誠信體系的根本原因。1957年,執政黨以原良好動機倡導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不知何因被演變成數十萬誠實知識分子的一大劫難。共產黨“實事求是”的優良作風也因之被丟棄。隨之而來的“一劃三改造”、“大躍進”更是催生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踢破地球沖破天,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一系列牛皮謊言。在那時的語境中,上到國家領導人,人下到草根百姓,幾乎沒有人敢誠實說話。以致于發展到延續十年的文革浩劫,“破四舊”把中國優良的誠信文化也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在經濟建設方面,甚至公開喊出了“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也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荒誕口號,所有的民間交易都被定性為“資本主義的尾巴”。文化藝術方面,白卷先生也能上大學,而且被加封為“反潮流的英雄”。八個樣板戲成為民眾娛樂的全部,其他的都被定性為“毒草”或“有問題”。而政治上則更是把全體中國人的行為準則定位于對某一個人的絕對敬畏,“一句等于一萬句”的不等式,也沒有誰敢提出不同意見。貧窮、愚昧、自?;\罩國人,而法律則是國人十分陌生的名詞。生存的本能迫使全體國人偽裝,假話大行其道。眼睜睜地看著皇帝光屁股,卻都說是穿著一件漂亮的新衣,中國數千年積淀的信用文化這一中華民族寶貴傳統,幾乎被徹底地消滅。

        1978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人從政治的高壓下被釋放,擺脫貧困,盡快致富成為政府和百姓的愿望。政府在“本位至上”,百姓在“本能挾私”的作用下,只強調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貓論”一面,卻忽略了“一手抓經濟,一手抓法治,兩手都要硬”的一面。雖然,經濟制度上的改革開放在突飛猛進,一路高歌,但法治建設上卻沒有及時跟進,致使市場經濟一度成為“騙子經濟”。福建溫州的紙板皮鞋、元宵的偽劣卷煙、河南臺前、福建安溪的騙子縣、禍害全國的電信詐騙、有毒有害商品的相互投毒,致使人人自危。由于缺乏法律的強力規制,加之盛極一時的“地方保護”,騙子們在制度和法律的盲區中,甚至在公權力的庇護下,民事活動的誠實信用在有的地方幾乎蕩然無存。特別是執政黨相當多的公仆人物為“升遷”,為“發財”而“說假話,做假事”,私欲膨脹而缺失政治制度和法律規范的規制,致使中國社會的信用體系瀕臨崩潰,以致于曾有人過激的喊出“中華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時候”。

        三、呼喚誠實信用——國人眾向所望

        1986年4月,《民法通則》頒布,第四條即為“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自愿、公平、等價有償、誠實信用的原則”。建國第37年,民事活動的“誠實信用”原則,終于由道德的自律,上升為法律的強制。隨后頒布的相關民事類法律,該原則也都被寫入總則或一般規定中。然而,由于該原則的內涵及外延均具有不確定性的特征,需法官以自由裁量權去判斷,但法官出于對自身職權行使的本能保護,對該自由裁量權采用的方式都是高度慎用。因而,極少見《民法通則》第四條被寫進民事判決書而成為認定一方違約的裁判依據。而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大量司法解釋中,也未能對誠實信用原則作為裁判依據的適用情形予以條文化或給出具體的指導意見,以致于該原則在司法實踐中長期處于休眠狀態而未被激活。

        在對國民的道德教化活動中,從“五講四美三熱愛”的提出,到“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的頒布,乃至將“誠信”作為全國高考作文題。另有部分地方政府、有關組織提出打造“誠信政府”、“誠信組織”的活動,都充分說明,執政黨和政府也一直十分重視社會信用體系的建設,并采取了一系列加強黨的建設,提高黨和政府誠實信用等級的重大舉措,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國人拯救、重建社會信用體系的信心。

        在法治進程方面,凡涉及民事活動的立法機關,誠實信用原則,幾乎都被明文列入,甚至于2015年8月在刑法修正案(九)中,專門地增設了一條“虛假訴訟罪”。該罪名的增設,說明社會上已有眾多的不法之人,已膽大到敢利用法律手段行騙,已敢對應被全民敬畏的法院行騙。這一修法行為,一方面反映了這個社會的誠實信用體系,淪落的嚴重程度,但從另一方面也可見我們的黨和政府,立法機關,有勇氣直面的這一嚴重的社會問題,并運用最嚴厲的法律手段,打擊違反社會誠實信用原則的不法行為。

        然令人感到不解的是,幾十年來,黨和政府對國民開展的各種形式的教化運動和活動,在形式上都是轟轟烈烈,內容上也很充分,但收效似乎并不如人意,社會的誠實信用之風并沒有因此而興盛。探究個中原由,可能有N種說法,但根本原由可能還是對失誠失信之人,缺乏完善的制度約束和法律懲戒力度的不足。另外,對國民守誠守信教化方式和內容的泛意識形態化也弱化了這類教化的實際效果。

        雖然,我國的經濟總量已位列于世界第二,但勿庸避諱,我國社會的誠實信用危機確讓國人生活在相互的猜疑之中,人與人,單位與單位,甚至親朋好友之間的經濟往來,都普遍處于相互設防的狀態,以致極大地降低了人們在物質文化生活已普遍極大提高的情形下,人們的幸福指數卻并不能也自然地隨之極大提高。因此,呼喚全民的誠實信用之社會善良風氣,已成為全體國民的眾向所望。

        四、誠實信用之林——形之于民,成之于眾,茂之于政,盛之于法

        “誠實信用”作為社會道德規范準則之一,需全體國民自律,自古以來,誠信之本,形之于民。從皇帝的“君子無戲言”到老百姓的“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以及文人的“言必信,信必果”……數千年來都一直作為守誠守信的格言。故民族的誠實信用之林,形之于民,成之于眾,是不爭的道理。

        若普通老百姓中有人失誠失信,其對社會的危害程度是十分有限的,然倘若有掌握公權力的當政者“言行不一”、“朝令夕改”、“大人者言不必信,信不必果”,則社會的誠實信用之林,必然枯萎。因此,當政者的率先垂范,“令行禁止”、、“取信于民”……,一直是民之所期的信用之源。古有曹操的“割發代首”的守誠守信典故。近有人民軍隊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這一源于當年工農紅軍最樸素的“三項紀律,六項注意”,在當時確起到規制人民軍隊行為規則的準法律作用。其中“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的紀律,實質上就是民商法誠實信用原則的樸素版。貫穿于《民法通則》,以及一系列民商法法律、法規中的誠實信用原則,都是誠實信用之林茂之于政,盛之于法的例證。

        從社會誠實信用體系的構造角度,權力者的誠實信用,當屬這個體系的基礎。如果權力者失信,則不可能建立民眾者的守信。倘若權力者信用等級不高或受到質疑,則國民的誠實守信必然無法建立。

        由于誠實信用的內涵之深,外延之廣,且具有抽象的、概括的不確定性,所涵蓋范圍極大,無法以條文式逐一列明,且由于人性向私的本能,決定了道德的自律是極其脆弱的。任何一個“慎獨”之人,也不能保證在一定的環境中,一定的條件下,會動搖、破壞,甚至踐踏誠信的自律。因此,必須將誠實信用由道德規范的自律,上升到法律、法規以及制度的他律,才能保證社會的誠實信用之林能在法律的強力保護環境中茂盛成長。

        五、普適接地氣——編織誠實信用法律和制度的社會天網

        《民法通則》將誠實信用原則規定為所有“民事活動”都應遵循的基本原則之一。而《民法總則》(草案)則采用部分專家意見,認為“民事活動”語義過寬,應予以限縮,而將“民事活動”修改為“民事權利的行使和民事義務的履行”。而筆者卻認為,這一修正,并不科學。因為《民法總則》作為規范一切民事法律規范的“小憲法”,首先應盡可能的普適接地氣,否則仍會成為休眠的花瓶條款。在基本原則的適用上,其外延應盡可能地寬泛一些,盡可能地擴大,以利于法官對相關民事活動所引發的爭議,可依“誠實信用”原則去審查,去判斷。至于諸如《合同法》、《公司法》等單行法律的總則或一般規定,因其調整的僅是行使民事權利和履行民事義務的單一行為,可采用限縮的規定。否則,必然會在界定是否屬于“民事權利的行使”和“民事義務的履行”情形時,產生盲區和爭議。如對公開認捐后的反悔不履行、懸賞后又不兌現等失信行為,若依“民事權利的行使”或“民事義務的履行”去界定,就會產生爭議,而若依“民事行為”去界定,就不會產生歧義。就此而言,《民法總則》(草案)的這一修正似有立法倒退的質疑。

        機械地習慣運用演繹形式,適用成文法的大陸法系與習慣運用歸納形式適用判例法的英美法系相比較,前者對解決暫無對應法律條文可以適用的新情況時,法官就失去了解決爭議問題裁判依據,而后者實質是授予了法官針對無成文法對應條款的爭議問題,查找先前的判例作為裁判依據。如果沒有同類判例,法官也有權依據法律的基本原則或價值取向依個人理解作出裁判,即適用英美法系的法官有權“造法”。

        我國的法律雖主要采用了大陸法系的成文法原則,但也兼收了英美法系先進的做法,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司法解釋,可作為法官裁判的法律依據。各執法部門聯合下發的規章、文件、會議紀要,各地方高級法院、中院法院,作出的指導性意見等,對同級及下級法院的裁判也起著指導性或在本區域內統一裁判規則和尺度的作用。

        由于誠實信用原則內涵及外延的不確定性,針對我國現階段社會道德體系似有“禮樂崩壞”的現實問題,民法的基本原則,應依“普適接地氣”的原則,確保這些基本原則能在法官行使裁判權時可以運用且敢于運用,以充分發揮拯救、重建良性社會誠信體系的法律保障作用。因此,筆者認為,黨和政府及立法機關,當從以下幾點著手:

        1、黨和政府頒布文件、制定政策時,應將誠信原則貫穿其中

        在我國實行一黨執政,多黨合作的政治框架下,執政黨及其組建的政府,權力約束的機制還尚不夠完善。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及以李克強為總理的中央人民政府,已認識到這一問題,因此,以加大懲治腐敗為抓手,近五年來,已對超百名失誠失信的省部級以上腐敗官員予以了法律懲處。在黨建工作中,也體現了“依法治黨”的理念。2014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八大作出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其中明確提出了“深入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設法治政府”、“保證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的綱領性意見和具體舉措。近期開展的“嚴以修身,嚴以用權,嚴以律己”和“做老實人,說老實話,干老實事”的“三嚴三實”活動,其中“三嚴”是從道德的宏觀層面對黨員干部提出的要求,而“三實”正是針對社會失誠失信的現象,對黨員干部從誠實信用的角度提出的要求。實際上“三實”與毛澤東同志倡導的“實事求是”是相同的,只不過更為通俗、更是具體,更具有可操作性,更易于判斷。而中央人民政府提出的“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打造誠信政府”等口號和具體舉措,都充分說明黨和政府已深刻認識到中國社會客觀存在的失誠失信的道德危機而著力予以拯救并重建良善社會道德體系的決心。

        2、誠實信用原則也應融入行政及其他法律的立法中

        誠實信用原則雖作為民事立法的“帝王規則”,但其作用絕不能理解為僅限于對民事行為的規制,還應擴展到對行政行為等與民事行為有關的法律、法規之中,盡可能地擴大這一“帝王規則”所適用的空間及對象。如“公務員法”、“警察法”、“法官法”、“檢察官法”等。因為誠實信用原則,也是這類行使公權力的群體人員應當遵守的基本原則。

        眾所周知,在法治相對完善的國家,選民對其所投票選舉的人員,可以原諒他們履職中的失誤甚至過錯,但絕不容忍他們有任何不誠實的言行。選民的對被選舉人失誠失信言行的零容忍,也充分說明,誠實信用原則是行政者必須具備的最基本素質之一。因為公權部門及人員的失誠失信,比僅行使民事權利,履行民事義務的失誠失信人對社會造成的危害更大。因此,誠實信用原則也應融入行政及其他專門法律法規的立法之中。

        誠實信用原則的普適性在于,其適用于人類社會中每一個具有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和組織。因此,該原則雖然原本只是屬于道德自律的范疇,但“人皆挾私”的本能決定了每個人的自律都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唯有法律的強力才是自律的保障。猶如反腐敗中黨中央提出的要以法律和制度的力量,營造出官員“不敢貪”的法治環境。至于“不想貪”、“不愿貪”則僅是有違人之本能的口號,其只能在“不敢貪”的畏懼心理基礎上才能產生。在市場經濟多樣化,全球化高度發達的情勢下,交易主體、交易行為的誠實信用,是維持一個良性、互信商業秩序的基礎,而這一基礎的建立和維系,唯有法律的強力才是最可靠的保障。因此,誠實信用原則,也應融入所有與行使民事權利,履行民事義務的相關聯的立法中。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懲治失信人制度,就是全民共贊的舉措。

        3、建立全民全方位的征信系統

        銀行為懲治失信債務人,經多年努力,已基本完成懲治金融借貸行為失信人的征信系統,但對其他的失信行為尚缺乏系統的懲戒制度。為營造全民守誠守信的良好社會氛圍,除國家層面的立法立規外,各單位、各社會組織在制定各項規章制度時,也應引入誠實信用的原則,以將這一原則融入公民的日常行為規范。在電子網絡已高度發達的科技條件下,建立全民、全方位的征信系統,在技術條件上已經完全具備,且也有法治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可供借鑒或直接應用。為此,我們呼吁并期望國家立法機關,能盡快制定一部懲治失信行為人的普適法律,從而保證誠實信用原則能在法律的適用時,讓法官能有明確的判斷標準、裁判依據,并促使法官能大膽適用。同時,也能保證相關組織在人才選任上有更科學的選擇標準。只有提高失信人的失信成本,加大對失信人的懲戒力度,讓失信人在社會上處處受到鄙視,事事受到制約而不敢再失誠失信,法律上的誠實信用原則才能真正回歸其原本的道德自律屬性。

        綜上,誠實信用原則作為《民法總則》(草案)的基本原則之一,將為所有的民事立法、修法提供了法律依據,但這一原則不能僅限于民法中的“帝王規則”,而應當上升為全社會成員的行為準則。為建立一個全民守信的良善社會,我們需要編織一個誠實信用法律制度和社會規則的天網,而這一天網的編織,不僅需要行之有效的道德教化,還應有科學系統的法律法規和制度作為保障。

        拯救社會道德體系淪落的危機,重建中華民族善良的道德規范,我們已在路上,但任重道遠,需要黨和政府及全體國民的共同努力。我們相信,也應當相信,隨著依法治國進程的推進,一個全民守誠守信的善良社會秩序一定能夠建成。

                                    安徽師陽安順律師事務所

                                    律師:程學平

                                 聯系電話:13905630595

        創建時間:2020-03-12 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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