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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強制清算與企業重整司法制度并軌的探討 ——以《民法典》綠色原則為視角

        公司強制清算與企業重整司法制度并軌的探討

        ——以《民法典》綠色原則為視角

        程學平、葉樹生

        [摘要] 公司強制清算與企業重整在案件性質、工作任務、審理方式、審判目的等諸多方面都是相近,甚至完全相同的,都屬人民法院破產庭審理。特別是公司強制清算和企業重整的最佳目標,都是追求被清算公司、被重整企業能走出困境而或重生。對確因諸多因素決定而不能重生的,其退出市場主體的方式都是破產清算。因此,公司強制清算與企業重整是性質高度類似的案件。

        由于公司強制清算主要執行的是公司法及相關配套司法解釋和司法政策,企業重整主要執行的是企業破產法及相關配套司法解釋和司法政策,從而造成了立法資源和司法資源的浪費。

        為倡導《民法典》的綠色原則,若能以對現行公司強制清算和企業重整兩個法律制度作適當修改、調整,將兩個司法制度并軌,實現立法、司法資源的共享,則能大幅度提升人民法院的司法審判效力。

        本文即為將公司強制清算與企業重整兩個司法制度實現并軌,提出探索性的立法建議。

        [關鍵詞] 公司強制清算 企業重整 綠色原則 法律制度并軌

        一、民事訴訟活動的綠色原則

        (一)民事訴訟活動應貫徹綠色原則

        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史上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事件?!睹穹ǖ洹返诰艞l規定“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有利于節約資源、保護生態環境。”

        該法條是《民法典》立法所增設的,被譽之為“民法的綠色原則”。從法條的表述解讀,似乎該“綠色”僅針對于“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該原則是否也適用于國家的立法和司法呢?從學理、法理角度推定,答案應當是明確的,即國家的立法與司法在確保程序公正的前提下,也都應貫徹“有利于節約資源”、“提高立法、司法的效率”的原則。先前在司法實務中也常提“節約司法資源”的口號和措施,故該法條也當是立法與司法的綠色原則。

        縱觀我國40余年的立法史,僅就不同法律之間相關法條的重復立法、相關法條之間沖突的現象并不罕見,不僅造成了立法資源的浪費,也給司法人員的裁判造成了重大的困惑和難度,更為嚴重的后果是貶損了法律的權威和社會的公信,這顯然是嚴重違背立法與司法綠色原則的。

        (二)公司強制清算司法制度的立法缺陷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于1993年12月29日經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自1999年12月25日—2018年10月26日期間,經四次修正、一次修訂,期間最高人民法院還先后頒布了五份司法解釋。

        就公司解散和清算,公司法第十章以180—190條共十一個法條設定了原則性的制度。由于該制度不足以解決公司解散和清算法律實務中所遇到的問題,針對公司強制清算司法實務中所遇到的諸多問題,最高人民法院于2008年5月5日通過的《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二)》,(以下簡稱“公司法司法解釋(二)”,專章以24個“法條”對公司強制清算的司法實務予以規范,但仍不足以解決公司強制清算司法實務中出現的問題。

        2009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又以印發《關于審理公司強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公司強制清算會議紀要”)的通知方式,制定了長達40條司法指導意見予以補充。且仍強調“對于審判實踐中發生的新情況、新問題,要及時上報”。該強調意見說明,公司法、公司法司法解釋(二)、公司強制清算會議紀要共計75個“法條”的組合拳,還是不足以解決公司強制清算的全部問題。

        由此可見,僅就公司強制清算司法制度而言,最高人民法院雖耗費了如此之大的立法資源,但所設立的制度并不完善,且存在明顯的“立法”缺陷。

        (三)公司強制清算與企業重整司法制度存在共同的法律事實和法律基礎

        《公司法》第190條規定:“公司依法宣告破產的,依照企業破產的法律實施破產清算。”該法條的制定,說明立法機關早已預測到公司強制清算存在轉入破產清算可能的法律程序轉換。因此,在公司強制清算與破產清算的司法制度之間預設了一個法律通道,而企業重整則是企業破產清算司法活動中一種相對完善的制度。

        《公司法司法解釋(二)》第十七條第三款也以“債權人對債務清償方案不予確認或者人民法院不予認可的,清算組應當向人民法院申請宣告破產。”該規定,也為公司強制清算與破產清算設定了轉換程序。

        《公司強制清算會議紀要》第39條明確規定:“鑒于公司強制清算與破產清算,在具體程序操作上的相似性,如清算中公司有關人員未依法妥善保管其占有和管理的財產、印章和賬簿、文書資料,……高級管理人員非法侵占公司財產等,可參照企業破產法及司法解釋的有關規定處理。

        《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第二條規定:“企業法人不能清償到期債務,并且資產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或者明顯缺乏清償能力的,依照本法規定清理債務。”該法條中“企業法人不能清償到期債務”、“資產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明顯缺乏清償能力”的情形,不僅構成企業破產法第七條規定的債務人“向人民法院提出重整、和解或者破產清算申請”的法定條件,同時也構成“債權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對債務人進行重整或者破產清算的申請”的法定條件。

        司法實務的經驗告訴我們,當一個公司成就強制清算法定條件時,該公司十有八九也成就了公司重整或破產清算的法定條件。

        因此,一個現實的問題就自然擺在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面前,即人民法院耗費大量司法資源啟動對一個企業強制清算程序,清算組耗費大量精力和時間完成了一個公司清算的基礎工作后,發現僅依公司強制清算的方式并不能實現讓這個公司合理清償對外債務,有序退出市場主體資格的目的,還必須再行啟動企業破產清算的程序。于是,人民法院又必須再行啟動對該公司的重整或者破產清算程序。雖然,先前公司強制清算的相關成果可以直接用于后續的重整和破產清算,但因“公司強制清算”與“企業重整或破產清算”各具有獨立的法定程序,而且相關審計、評估成果又具有法定的時效性,于是,法院及重整或破產清算管理人又必須依企業破產法的程序規定,從頭再來。其中,不僅存在諸多程序上重復勞動的浪費,更為浪費的是犧牲了時間的效益。

        鑒于公司強制清算條件與企業重整或破產清算案件在性質上類似,且最高人民法院也指定由各地法院審理破產案件的審判庭審理。特別是公司強制清算過程中股東與股東之間、公司與債權人之間的和解;公司與債權人或第三方投資人的合作;債權、股權重組等都與企業重整的方式和措施高度一致。因此,如果在立法上稍作優化,即將公司強制清算與企業重整或破產清算制度有機銜接,將公司法中的強制清算與公司解散同企業破產法中的企業重整、和解與破產清算兩個法律制度兼容并軌,則可極大提高公司強制清算的司法審判效率,從而落實人民法院對公司強制清算司法實務的綠色原則。

        二、將“企業重整”與“公司強制清算”法律制度并軌,可以最大化節約立法與司法資源

        (一)公司強制清算大數據分析所證明的法律事實

        對公司強制清算訴訟案件自受理到裁判的相關情況,目前尚未檢索到最高人民法院的大數據分析,但網傳有律師撰寫的《強制清算大數據報告及焦點問題分析》一文。該文以全國各地人民法院作出的1465份有效樣本為參照,其中各地各級法院裁定受理的819件,占55.9%;不予受理的307件,占21%;裁定準予撤回申請的339件,占23.1%。

        由該文統計的數據看,法院對公司強制清算訴訟案受理率為79%,不予受理率為21%。

        由公司強制清算案申請人身份看,在819件受理的案件中,申請人為股東或出資人的有418件,占51%;申請人為債權人或其他利害關系人的有301件,占36.8%;從裁判文書上不能準確確認身份的有100件,占比12.2%。但可推斷,人民法院之所以受理,該100名申請人一定是屬于對公司或股東有權主張權利的權利人,因此,可歸納為有利害關系人一類。即申請人為債權人或其他利害關系人的有401件,占比49%。

        對該大數據分析,可充分說明《公司法》及《公司法司法解釋(二)》將公司強制清算法律制度局限于調整股東與股東、股東與公司之間利益之爭的立法目的,是存在立法的局限性的,應外延到股東、公司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系人之間的利益之爭。

        上列數據統計,還應關注到一個客觀的法律問題,即公司強制清算訴訟雖有51%是由公司股東申請啟動,但清算過程中涉及的并不一定就僅限于股東之間的利益之爭,另49%是由債權人或其他利害關系人提起,故調整的一定是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系人與公司或公司股東之間的利益之爭。

        雖然,該文未對819件受理案件的審理結果作介紹,但根據公司強制清算是以公司解散為前提條件的司法實務可以推斷出以下情形:

        第一,該文對不予受理的20.9%的案件,雖未說明理由,但依法可以推定屬不符合受理條件的情形。

        第二,對準予撤回申請的23.1%的案件,由于法院審理的公司強制清算案件堅持的是利益均衡保護原則,只有在股東與股東,公司與債權人、相關利害關系人之間利益之爭在訴訟中到妥善平衡,法院才會準予申請人撤回申請。故該23.1%,計339件案件中,絕大多數應當是股東與股東,債權人、利害關系人與股東和公司之間多以股權、資產、債權債務重組等方式達成了利益平衡而和解。即這些以撤回申請而結案的案件,與企業重整的性質和結果是高度類似的。

        第三,對819件受理的案件中有700件是逾期未成立清算組的,另有56件是雖成立了清算組,但卻故意拖延清算的,占比為92.3%。該文雖未披露訴訟結果,但根據股東不愿成立清算組或雖成立清算組卻拖延清算的情形分析,可以預測其中絕大多數可能都是公司已處于《企業破產法》第二條規定的情形,人民法院依強制清算程序難以結案,最終而轉入破產清算程序。當然,在破產清算過程中,一定也存在以企業重整結案的情形。

        這種現象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法院是否可在受理強制清算訴訟案件后,先行向申請人和被告釋明,引導他們直接進入企業重整或破產清算程序,以避免經強制清算全套流程后,不得已而被動轉換為破產清算程序的現象發生,造成時間和司法資源的浪費,從而有違民事訴訟活動的綠色原則。

        (二)“企業重整”與“公司強制清算”法律制度的并軌,只需對企業破產法和公司法稍作修改即可實現

        企業破產清算的最佳目標是實現企業的重整,而公司強制清算的最佳目標也是在解決了該公司存在的問題后,能使該公司重新恢復正常運營的狀態。為將“企業重整”與“公司強制清算”兩個法律制度并軌,只需對現行企業破產法和公司法稍作修改即可實現。

        1.《公司法司法解釋(二)》第二條規定的釋法缺陷

        《公司法司法解釋(二)》第二條規定:“股東提起解散公司訴訟,同時又申請人民法院對公司進行清算的,人民法院對其提出的清算申請不予受理。人民法院可以告知原告,在人民法院判決解散公司后,依據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四條和本規定第七條的規定,自行組織清算或者另行申請法院對公司進行清算。該條司法解釋可理解為設立的是解散公司訴訟的相關法律制度,而且在程序上將“解散公司之訴”與“強制清算之訴”拆分為兩個獨立之訴,并將“解散公司之訴”設置為“強制清算之訴”的前提條件,且不能兼容并行,這一制度的立法本身存在本末倒置的重大缺陷。因為“解散公司”并不是解決股東與股東之間、特別是公司與債權人之間糾紛與矛盾沖突的根本之策,僅僅解散了公司,既不能解決業已產生的諸多社會矛盾,更不能充分保護股東和債權人的實體利益。因為,司法實務人員都會清醒地認識到,只有在對公司全面清算的基礎上,才能解決股東與股東、債權人與公司之間實體利益的平衡與保護,進而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另外,當一個公司被法院判決解散后,再進入強制清算的程序,但在該程序中,公司的股東、債權人、利害關系人之間經協商談判,以資產、債權債務、股權重組等方式達成了和解,申請人申請撤回強制清算的申請,在這種情形下,人民法院原則上是準許的。這時就自然產生了一個法律問題,即對先前人民法院作出的解散公司判決的效力和法律后果如何認定?人民法院是否應再以裁定的方式撤銷解散公司的判決?是將解散公司判決僅解釋為對該公司經營活動的限制,僅對該公司和股東產生約束力而對外不產生效力?還是該公司就必須依生效的判決解散,而不再具有市場經營主體資格?《公司法》、《公司法司法解釋(二)》和《公司強制清算會議紀要》對此都未作出明確的規定,只是在《公司強制清算會議紀要》第19條作了準予申請人準予申請人附條件撤回申請的指導意見。

        客觀的事實是,在強制清算訴訟中,當申請人撤回強制清算申請的前提條件大多數情形是該公司股東與股東,公司與債權人之間和解,公司的股權或債權已重組。雖然法院先行下發的解散公司判決,只要不下發到市場監督管理機關強制注銷公司,原則上沒有誰去關注這個問題。但若沒有一個合理的程序解決這個問題,至少會對人民法院生效判決的司法權威性產生負面影響。

        2.對《公司法》和《企業破產法》的修改建議

        為貫徹司法訴訟的綠色原則,節約司法資源,避免法官無效的重復勞動,維護司法裁判的權威,立法機關和最高人民法院應對《公司法》和《公司法司法解釋(二)》作適當修改,將公司強制清算的訴訟和解散公司訴訟兩個程序兼容合并,且將強制清算之訴設定為公司解散之訴的必要前置程序。因為,任何一家公司的解散無論是股東會自行決定解散,還是法院判決解散都應當對公司都進行清算。否則,公司內部股東之間以及公司與債權人、利害關系人之間的矛盾,利益糾紛都難以化解而不能保證該公司有序地退出市場,甚至引發上訪一類的群體性糾紛。

        若將“公司強制清算”程序置于“解散公司”程序之前,則可完全避免前述問題的產生。公司經強制清算,首先保證爭議各方知曉公司困局的原因,進而使各方利害關系人實體利益得到合理調整,矛盾沖突得以解決后,即便公司已無存續必要,或已不可能繼續存續,解散公司則是水到渠成,只需履行公司解散的行政報批手續即可,從而達到免除了當事人和法院審理解散公司之訴的訴累,節約司法資源,踐行司法訴訟綠色原則的良好社會效果。

        公司法中公司的強制清算與企業破產法中的企業重整兩個司法制度,雖然立法角度不完全相同,啟動的程序不同,適用的法律不同,但實體利益調整的方式幾乎是一致的,訴訟目的和法律后果幾乎也是完全相同的。因此,可將公司法第十章公司解散和清算”修改為“公司清算和解散”,并將第一百八十三條修改為“公司經營管理發生嚴重困難或股東之間爭議不能通過股東會會議協商解決,公司繼續存續會使股東和債權人利益受到重大損失,通過其他途徑不能解決的,持有公司全部股東表決權百分之十以上的股東可以請求人民法院對公司強制清算后,宣告解散公司”。

        將第一百九十一條修改為:公司強制清算過程中,債權人或持有公司全部股東表決權百分之十以上的股東,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對公司重整。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公司符合重整條件的,應當裁定公司重整,并予以公告。

        公司重整適用企業破產法相關規定。

        在《企業破產法》“重整”的獨立章節中增設一個條款,即“人民法院審理公司強制清算案件,若債權人、公司股東會或持有公司全部股東表決權百分之十以上的股東申請對公司重整,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公司符合重整條件的,應當裁定將公司強制清算程序轉為公司重整程序,適用本法規定實施重整”。

        鑒于修法程序啟動的計劃性,對公司法的修改若短時間內難以啟動,最高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對《公司法司法解釋(二)》的修改方式予以解決。因企業破產法的修改已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列入2021年度重點立法計劃。因此,可在企業破產法的修改中,先行預設企業重整訴訟與公司強制清算訴訟并軌的通道。

        另外,為保證困局企業能享有最大化重生的機會,在對企業破產法的修改時,還應對該法第七十條第二款、第九十五條第一款、第一百零五條予以修改,將債務人或債權人申請重整、和解的時間段延長至破產財產變價方案經債權人會議表決通過,經人民法院裁定認可前”,以給予破產企業在破產財產變價處置前,還能享有重生的機會。因為,企業法人是承載市場經濟繁榮的主力軍,任何一個具有一定市場活力的企業法人都是社會的寶貴財富。當一個企業法人“病了”,法院若能通過公司強制清算或企業重整的法律手段,治好這個企業的“病”,使其起死回生,重新煥發市場活力,既能體現社會主義法律制度人性化,也能體現司法審判機關社會職責的人文關懷,更是完全符合《民法典》民事活動綠色原則的利國利民之舉。

        可以預測,如果以上修法建議能被立法部門關注并付諸實施,則公司強制清算與企業重整兩個訴訟制度之間就完成了并軌。這不僅使公司治理僵局和企業不能清償到期債務的困局更多得以打破而重獲新生,也能為人民法院審理公司強制清算案件的司法效率和社會效益得以大幅度提升。

        三、企業重整與公司強制清算法律制度存在共同的法理基礎

        (一)企業重整與公司強制清算司法活動適用的主體條件相同

        企業重整適用的對象是“企業法人”,公司強制清算適用的對象是“公司法人”,而公司法人又是歸屬于企業法人的一種組織形式。雖然,破產法的立法趨勢存在向個人或其他經濟組織外延的可能,但就企業重整與公司強制清算而言,適用的主體條件是完全相同的。

        (二)調整的法律關系完全相同

        企業重整調整的法律關系是破產企業與債權人之間業已形成的債權債務關系,但企業破產法第三十一條、第三十六條的規定,同時也調整企業股東與股東之間的利益平衡關系。如追究未足額出資股東的補繳出資責任;追回企業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利用職權從企業獲取的非正常收入和侵占企業的財產;撤銷無償轉讓或低價轉讓企業財產;為沒有財產擔保的債務提供財產擔保;提前清償未到期債務;放棄債權等損害債權人利益的行為等。而在公司強制清算訴訟中,同樣也是針對上述法律關系,平衡調整股東與股東、公司與股東,公司與債權人及相關利害關系人之間的利益關系。

        (三)司法價值目標相同

        企業破產清算活動的最佳司法價值目標是通過企業重整,債權人與企業和解的方式引入第三人投資,使瀕臨破產的企業得以存續,從而重新煥發市場主體活力。而公司強制清算的最佳司法價值目標同樣也是通過股東與股東、股東與公司、公司與債權人及相關利害關系人通過部分債務豁免、債權、債務、資產、股權重組,引入第三方投資等方式,實現和解、重整,使公司僵局得以打破,實現公司的繼續存續,正常運行。在實務操作中,企業和解、重整所有的方式和措施,在公司強制清算的和解中,都是完全可以適用的。

        因此,為實現企業重整與公司強制清算共同的司法價值目標,人民法院和重整(強制清算)管理人所采用的方法和措施也都是相同的。

        (四)市場主體出清的方式相同

        企業重整計劃草案不能獲得表決通過,或雖通過但不能獲得人民法院批準,該企業只能被宣告破產而進入破產清算。而在公司強制清算中,若債權人對債務清償方案不予確認或人民法院不予認可,則該公司的強制清算也只能轉換為破產清算。因此,對企業重整轉破產清算和對公司強制清算轉破產清算,最終實現這類破產(僵尸)企業的市場主體出清的方式是完全相同的。

        綜上分析,企業重整與公司強制清算的法律制度存在共同的法理基礎和共同的司法價值目標,且適用的方法和措施也都是通用的,故這兩種訴訟制度實現并軌是具有共同的法理基礎的。

        四、結語

        現代化法治,不僅依賴于科學完善的法律制度,也依賴于公平公正、高效運行的司法制度,而科學的立法和高效的司法都必將耗費國家寶貴的立法和司法資源。因此《民法典》將民主活動和綠色原則列入基本規定之一,同樣也要求國家在立法和司法活動中貫徹執行。

        現行《公司法》中公司解散和清算,《企業破產法》中的重整與破產清算法律制度的立法與司法活動,顯然有違《民法典》的綠色原則。

        筆者作為法律實務工作者,在長期的法律服務工作中,深感這兩個司法制度在執行中不僅造成了寶貴立法和司法資源的巨大浪費,也不利于困境企業的解困和僵尸企業的重生,更不利于社會多方矛盾的化解。為響應論壇組委會“小題大做”的倡導,僅依個人理解,草作此文。

        鑒于本人理論水平有限,文中若有謬誤,敬請讀者自行甄別,更歡迎批評指正。

         

        作者單位:安徽師陽安順律師事務所

         

        創建時間:2021-10-20 0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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