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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釋法說理,提升律師隊伍的社會公信 ——律師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訴訟活動釋法說理的必要性

        運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釋法說理,提升律師隊伍的社會公信

        ——律師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訴訟活動釋法說理的必要性

        程學平

          [摘要] 本文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深入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裁判文書釋法說理的指導意見》的精神為主線,從道德規范與法律規范的內在關聯角度,分析論證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價值依據。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裁判文書釋法說理基本原則的應用,律師在訴訟活動中運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釋法說理,從律師的法定職責、社會職責以及積極作用和技巧的多維度進行了闡釋,旨在倡導律師認真學習、深刻領會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精髓,并通過運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釋法說理,提高律師隊伍的理論與實務水平,優化中國律師的社會公眾形象。

          [關鍵詞]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釋法說理  指導意見  法治建設

          2021年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以法[2021]21號司法文件形式發布了《關于深入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裁判文書釋法說理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意見”)。該指導意見就充分發揮司法裁判在國家治理、社會治理中的規則引領和價值導向作用,增強司法裁判的社會公信力和權威性,提出了三個方面的要求:一是“努力實現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價值目標”;二是“追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價值取向”;三是“努力踐行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價值準則”。

        《律師法》第二條從律師職業屬性角度將律師定性為“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的執業人員”,但也賦予了律師“維護法律正確實施,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的法定職責。因此,這三個價值取向雖是最高人民法院對法官提出的要求,但對法律共同體重要成員的律師,也具有積極的指導意義。

          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導意見,在文件的分類上屬司法文件性質,雖不具有法律和司法解釋作為裁判依據的功能,但對法官裁判案件的價值目標、價值取向、價值判斷的選擇和確定卻具有明確的參照價值。因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精神內涵是極其豐富的,其中“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都可完全歸屬于現代法治文明價值追求的范疇。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各級人民法院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裁判文書釋法說理,不僅可以提升司法裁判的社會公信,更是踐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創新之舉。

        任何政治制度的國家都有其核心價值觀。雖然核心價值觀在屬性上歸類于政治學的意識形態范疇,但由于核心價值觀都是不同信仰、不同政治體制、不同民族在社會進步發展過程中,從社會的道德體系、政治和法律制度中提煉出來的。因此,一個國家的核心價值觀也是這個國家道德、政治、法律體系凝聚的綜合體。

          法律人都深知,法律的淵源是道德,將道德賦予國家強制力就成為法律。當公民的道德自律與法律的強制他律完美結合時,就形成了現代意義的法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也是如此形成的。

          一、道德規范上升為法律規范是貫穿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主線

          1987年1月1日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以下簡稱“民法通則”)“基本原則”第七條規定:“民事活動應當尊重社會公德,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

          2017年3月1日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以下簡稱“民法總則”)“基本規定”第八條規定:“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不得違反法律,不得違背公序良俗”。

          2021年1月1日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雖廢止了《民法通則》、《民法總則》,但在“基本規定”第八條全文保留了《民法總則》第八條的規定。

          《民法通則》和《民法總則》作為民事法律的基礎性、綱領性法律,其施行期間的法律地位被譽為“民法的憲法性”法律,而《民法典》則是社會主義新中國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處于基礎性地位的法律。

        由《民法通則》、《民法總則》、《民法典》的立法更迭過程可見,這三部重要法律先后都將作為道德規范總稱的“社會公德”、“社會公共利益”、“公序良俗”提升到法律“基本原則”、“基本規定”高度的立法實例,可充分證明中華民族優秀道德規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制度的重要淵源之一,且貫穿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主線。

          無論是當今被世界各國立法普遍借鑒或直接適用的英美法系,還是大陸法系,在道德與法律關系的法理認知上,都是基本相同的。

        任何一個法治文明程度相對較高的國家,都曾經歷一個在立法活動中不斷將優秀道德規范賦予國家強制力,提升為法律規范的歷史進程,且這個進程將會永遠伴隨社會文明進步而同步發展。

          由于社會公眾和裁判者在對“社會公德”、“社會公共利益”、“公序良俗”的審視角度、保護對象、認定標準上的不確定性,使這些原則規定的法條長時間處于“靜默”狀態,有法律人戲稱其為“花瓶條款”、“沉睡條款”。三十多年間,法官普遍都持十分謹慎態度,被判決直接引用的判例并不多見。

          《民法總則》頒布后,針對一段歷史時期中社會道德體系危機,筆者曾撰寫過《“公序良俗”原則的司法裁判價值功能對社會道德危機的救贖》一文,意在呼吁請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相關司法解釋,以大力倡導、鼓勵、推動法官大膽引用“公序良俗”原則為裁判依據,對有礙社會善良風俗、有傷社會風化、有損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以法官的裁判權依法予以懲戒。從而達到以司法裁判的法律威懾力和社會公信力促進社會道德風尚的凈化,弘揚社會正氣,扭轉社會道德危機的效果。但令人遺憾的是,在《民法總則》施行的幾年中,在司法裁判網上,引用“公序良俗”基本規定為裁判依據的案例仍不多見。

        •   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價值依據

          不同意識形態、不同信仰、不同政治制度的國家,都有其國家制定的核心價值觀。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其各國的核心價值雖然在表述上不盡相同,但主要表述為“自由、民主、平等、人權”。在信仰伊斯蘭教的國家,其核心價值觀主要表述為“真主主權”、“政治權利真主委托”等,類似于中國封建時期的“君權神授”。

        一個國家核心價值觀的內容將決定這個國家的政治、法律、經濟、社會治理等理論體系及制度的建設。在2006年10月中國共產黨十六屆三中全會第一次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體系”的重大命題之前,“核心價值觀”一詞尚未在國家政治理論體系中表述。但毛澤東同志的“為人民服務”;鄧小平同志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江澤民同志的“三個代表”;胡錦濤同志的“科學發展觀”;“八榮八恥”,都可被理解為是一個歷史時期社會核心價值觀的表述。這個時代中,國家的政治、法律、經濟、社會治理制度的都會以這既定的價值觀為指導思想。

        2012年黨的十八大會議上,胡錦濤總書記代表黨中央提出了“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的戰略思想,并將該體系上升為“興國之魂”的高度。

          2013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于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見》,正式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24個字予以概括,表述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

        此后,全國人大先后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寫入《憲法》和《民法典》這兩部階位最高法律。中國最高立法機關旗幟鮮明地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確立為中國立法的原則依據之一,從而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升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價值依據的高度。

        單純從學科分類角度而言,任何國家的核心價值觀,都當屬政治學的范疇,道德體系則屬社會倫理學范疇,法律規范屬社會法治范疇。但就國家治理體系而言,政治、道德、法律都同屬上層建筑領域,三者之間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是一個密不可分的整體。三者之間是否能有機統一、和諧相洽、相互促進,才是評價一個國家核心價值觀是否能起到凝聚民眾力量,引領社會主流,促進社會和諧,國家強大,民眾幸福的普適標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確立,將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對激發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引領社會主流價值、健全國家法治、提升國民福祉、提高綜合國力等方面,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

          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裁判文書釋法說理基本原則的運用

          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意見,對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裁判文書釋法說理,提出了應堅持的三項基本原則。這三項基本原則,對律師在訴訟活動中運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釋法說理,也是完全適用的。

          一是“法治與德治相結合”。

          在中國法治思想的發展過程中,一是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德治思想;二是韓非子等法家代表倡導的“輕罪重刑、嚴刑峻法”的法治思想。兩種治國理念爭論了兩千多年,至今仍在爭論中,且該爭論仍將會持續。但也有睿智的法學家將兩者結合,提出“法治治身、德治治心,法治禁于已然之后,德治禁于已然之前”的兩結合法治思想。這一觀點,已被現代法治主流觀點普遍認同,只是側重點不同而已。任何法治國家都十分重視對國民道德教化,當一個國家建立起良好的社會道德體系,這個國家才有可能建立起科學、文明的現代化法治體系。

          中國共產黨取得國家政權后,就一直十分重視對國民的道德教化。從毛澤東同志“為人民服務”的理念,到習近平總書記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宗旨;從建國初期倡導民眾的“互幫互助”,再到當今“脫貧攻堅,不留死角”的政策,都是中國共產黨在對國民道德倫理教化工作中,所推行的實實在在的舉措。正是這些惠民利國的舉措提高了國民道德水準、促進了國家經濟飛速發展,綜合國力快速增長,民眾安居樂業、富裕幸福,中國社會的文明程度,中國人民的幸福指數都得到極大提升。中國成功消除全民絕對貧困,并成為全世界社會治安狀況最好國家的輝煌成就,已創造了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空前的奇跡。

        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意見中提出將“法治與德治相結合”,要求法官在裁判文書中將法律評價與道德評價有機結合,闡釋法律法規所體現的國家價值目標,社會價值取向和公民價值準則,從而“實現法治和德治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良好社會效果。進而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法治體系和中華民族優良傳統的道德體系的良性互動、同步完善、同步提升。

        當受于法律的社會群體都能切身體會到法治、德治治心人文關懷溫度時,其對法律的敬畏必然會根植于心,這當是法治的最高境界。

          律師在訴訟活動中若單純地進行學理性“釋法”,通常都會引發法官普遍反感,即有律師戲稱的“律師講法理,法官就制止”情形。但律師“說理”,法官一般還是能“寬容”的。如果律師能技巧地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德治”角度“釋法說理”,則可能會達到不僅法官能“寬容”,也可能會達到被法官“接受并采納”的效果。

          二是以人民為中心”。

          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理念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因此,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司法機關的司法理念也應當是司法為公、執法為民。

          “縱有良法美意,非其人而行之,反成弊政。這是習近平總書記2019年9月24日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體學習講話中,引用胡居居業中的一段話。大意是即使有好的法律制度、好的出發點,但如果執行的不好,反倒會成弊政。

        英國哲學家培根說一次不公正的審判,其惡果甚至超過十次犯罪。

          司法公正是法治的根基、靈魂。如何評判一份司法裁判文書的裁判是否公正,則常會產生橫看成嶺側成峰的爭議。因此,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意見設立以人民為中心原則,正是評價司法裁判是否公正的評價標準。在適用這個標準時,除應特別注意識別社會廣泛性民情民意社會片面性民粹民怨的區別外,應特別注意司法裁判對社會主流價值觀的引領。

        在中國的法治進程中,曾有一段時間,因片面追求與社會少數群體的和諧”,司法裁判中出現了喪失法律原則的惻隱之心”、“保護弱勢群體”,甚至打富濟貧的傾斜性判決。同期,部分群體仇富、仇官,地方政府追求“唯穩”政績諸方綜合因素作用下,滋生死者為大”、“弱者有理”、“鬧而優則財”痞子文化。一度曾蔓延為全社會普遍性的群鬧現象,醫院的醫鬧甚至發展為一個地下黑色產業鏈。工地被傷鬧逼停;學校被學鬧停課;甚至政府、司法等公權力機關也曾在各種鬧行為面前,出現過社會公共顏面盡失的尷尬。官方媒體和各類自媒體曾報道的各地“鬧事件”,在一段時間里,使理性的法律人都陷入了無解的困惑和迷惘。

          2011年12月,南京市鼓樓區人民法院一份人身損害賠償案的判決書,將社會的關注和評論推向前所未有的熱度,一時間批評、指責甚至謾罵判案法官的文章、評論可謂鋪天蓋地。

          作為理性的法律人,對法官關于優勢證據的采信,應當是能夠理解的,但為什么社會不買賬?甚至有人過激地指責這份判決書打開了開啟中國碰瓷產業“潘多拉魔盒”,是摧毀了中華民族道德體系“推手”。造成這些惡劣社會負面評價的原因,除了法律專業人員與普通民眾信息和法理理解嚴重不對稱因素外,法院的危機公關也存在一定的疏漏。但最為關鍵深層次原因是確有部分司法裁判文書未能很好地釋法說理,而是以簡單、粗暴的判詞向社會展示了裁判者威權的傲慢與冷漠。特別是極少數喪失法律良知裁判者公然踐踏法律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為的污化效應,造成了部分民眾對司法公信力的質疑。

        任何一份公正的裁判,不僅需要查明客觀事實,準確適用法律,還需要法官依“國法、天理、人情”高度相洽原則,入情、講理、合法地釋法說理。一份令被裁判者口服心服的判決,一定是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準確,情、理、法高度相洽的記敘文和論證文的結合體。

          曾在媒體上流傳的“你沒有權利不開槍,但你有權把槍口抬高一厘米”的判詞,以及某國法官赦免報案救人搶劫犯罪的判例,不論該判例真偽,但對類情、法、理的高度融合相洽判例,當是法律共同體成員都能高度認同的。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這雖然是一個理想的境界,但應當作為人民法院、也是中國律師共同追求的司法境界,更是社會大眾共同向往、期待的司法裁判標準。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蘊含的價值體系,都是人民群眾向往、追求的價值目標。當任何不同層次的公民個體的權益與他人爭議而尋求司法救助時,司法裁判的最佳社會效果不僅僅是局限于訴訟各方的息訟,還應追求裁判對社會主流價值觀的引領。因此,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裁判文書釋法說理,就需要法官首先能精準理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蘊含的精髓,只有依據該精髓才能達到準確闡明事理,詳細釋明法理,積極講明情理,力求講究文理的良好社會效果。當一份裁判文書中的事理、法理、情理、文理高度相洽、渾成一體、相互呼應、和諧統一,這份裁判文書一定會被訴訟各方接受。即便是敗訴方,也可能是口服。

        作為為法官提供裁判參考意見的律師,如果你的代理詞、辯護詞等訴訟文書,也能達到“準確闡明事理、詳細釋明法理、積極講明情理、力求講究文理”的質量高度,你的“參考意見”,通常是會被法官采納或部分采納而成為法官的裁判意見。

          三是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政治與法律是密不可分的統一,政治制度決定法律制度,法律制度也必然反作于用于政治制度。因此,檢驗裁判是否符合社會公平正義的普適標準,其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有機統一是最高境界。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習近平總書記社會主義新時代法治理念的指導下,中國的法治制度不僅有了量的增長,更是有了質的提升。在立法和司法兩個層面,就刑法制度而言,一段時期里,因認定正當防衛、緊急避險條件過嚴,導致受侵害人因防衛被追究刑責;緊急避險事件中,好人受委屈、被追責;見義勇為壯舉后,英雄流血又流淚”;刑事責任年齡過高,導致熊孩子嚴重違法卻不能追責;高空拋物、公交車方向盤;冒名頂替入學上崗;侮辱、誹謗英烈等嚴重違反社會公序良俗,嚴重危害社會公共安全、公民人身安全、社會公共秩序的違法、犯罪案件,卻因立法的缺陷、執法的不公引發全社會對法律公平、正義的質疑,曾困擾司法機關多年,嚴重貶損了法律的權威。

          針對這些立法缺陷,國家立法機關對刑法體系進行了擴容和修訂。同期,最高人民法院也對司法裁判的價值取向從法理角度進行了科學調整,從而回應了人民群眾對法律公平正義的呼聲。

          近年來,無論是社會公眾還是法律人群體,從各類媒體披露的各級人民法院對涉及社會關注案件的裁判結果中,都已切身感受到法律的人文關懷,看到了社會公平正義的彰顯。

          在刑事裁判中,兩高發布的“江蘇昆山持刀傷人者被反殺”等一批正當防衛人無罪的案例。在民事裁判中“偷摘楊梅摔死責任自負”、“電梯吸煙者被勸后猝死,勸阻者無責”等典型案例,都是人民法院向社會威嚴發布的“法不向不法者讓步”、“法律應向違法者說不”的司法宣言。

          這些典型案例的裁判文書在說理中確立的裁判規則,不僅宣示了社會主義法律的正義,也弘揚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公正,更對違法犯罪者邪惡的靈魂起到了震懾作用,為他們清晰地劃出了一道不可逾越的法律紅線。這類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高度有機統一、和諧、相洽的優秀裁判文書,因其彰顯了社會公平正義,自然獲得了法律人、社會各群體的高度認同。

          律師在訴訟活動中,是否也負有追求“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會效果有機統一”的質量責任,可能是一個有爭議的命題。但從律師負有“維護法律的正確實施,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法定職責的角度審視,律師追求“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有機統一是有法律依據的。爭議在于什么是“政治效果”?這可能是律師實務中難以把握的難點,甚至是被相當多的律師所忽略。

          筆者認為:不同身份、不同職責的主體,從不同角度對政治效果評價的標準不可能統一,但法官從裁判者的角度,是具有獨立判斷的方法和標準的。律師如果能從高度政治敏銳、理性法治思維的角度,以嚴密邏輯論證的方式,對具有重大社會影響或重大疑難復雜案件,技巧地運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釋法說理,往往也能達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會效果有機統一”的質量高度。

          五、律師運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釋法說理的必要性

          1、中國律師負有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法定職責

          中國律師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中一支十分重要的隊伍,遵守憲法和法律是中國律師的基本要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寫入憲法和民法典,昭示國家立法機關將該價值觀賦予法律屬性。因此,中國律師作為法律精英群體,也負有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法定職責。

          最高人民法院要求法官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裁判文書的價值目標、價值取向、價值準則融入裁判文書的釋法說理,一定會起到增強司法裁判公信力和權威性的積極作用。

        筆者認為:司法部、中華全國律師協會作為中國律師的主管行政機關、自治組織,在適當時機,也可能會以文件或專業研討會議等形式,倡導中國律師在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的實務活動中,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相關訴訟活動的釋法說理,為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發揮積極作用。

          2、律師在執業活動中負有向“委托人不法行為說不”的社會職責

          律師作為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的執業人員,從法律賦予特定社會職責的角度,在律師執業倫理的系統框架里,雖沒有公平、公正的職業倫理要求,但法律對律師設定的職責也是有限制的,即“應當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因此,律師也負有向“當事人不法行為說不”的社會職責,這也是律師執業倫理的底線。

          由于律師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的有償性,受“人皆挾私”自然本能的驅動,在利益面前,律師群體中確有一定比例的律師不能很好地堅守對“當事人不法行為說不”的底線,為了謀取利益,對當事人的不法行為給予默許、慫恿,甚至予以支持、幫助,從而嚴重污化了律師隊伍的社會公眾形象。

          在國家持續反腐和“掃黑除惡”專項斗爭中,屢屢披露的律師向司法人員行賄,為黑惡犯罪團體和犯罪分子出謀劃策、狼狽為奸,謀取非法利益的案例,都充分說明,對律師隊伍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律師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教育、引導的工作是十分必要的。且對律師隊伍的法治教育、隊伍建設,當是永遠在路上的重要工作之一。

        針對律師隊伍中這些違法亂象,國家高度重視對律師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的教育。特別是今年由司法部、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的“律師行業突出問題治理整頓工作”,就是對中國律師隊伍刮骨療傷的正確舉措。

          3、律師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相關訴訟活動的釋法說理,有利于律師隊伍職業倫理意識的提升

          首先,我們不能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單純地理解為僅具有意識形態的政治屬性,而是應理解為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國家法治、社會倫理體系高度凝集的結合體。因為生活在任何一個國家的公民個體,都會希望自己國家富強、政治民主、社會文明、和諧,都享有追求自由、平等、公正的權利,而這些權利的實現,需要的是科學、完善的法治制度的保障。當國家富強了,政治民主了,這個國家必然能為公民提供充裕的物質,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的保障。在人民群眾都能享受到衣食無憂、安居樂業、健康快樂的美好生活愿景中,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良好社會風尚則必然形成。

          律師作為社會的精英群體,自然具有“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的敏感。律師雖然不享有裁判是非曲折的權力,但卻負有協助裁判者“懲惡揚善”、“扶弱濟危”的法定義務和社會職責。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國家法治、社會倫理體系的結合體,雖然不具有法律條文止紛定爭、裁判是非的效力,但卻可作律師在訴訟活動中釋法說理的重要依據之一。

          律師如果也能高度重視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庭代理、辯護的發言和相關訴訟文書的釋法說理,則不僅能大大增強訴訟文書的法理和情理的說服力,也能提升律師職業倫理的意識,還能對律師社會公眾形象的優化起到積極作用。

          4、律師運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釋法說理的方法與技巧

        律師運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釋法說理的方法與技巧,大致有以下幾點。

          一是認真研讀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意見,準確理解其精神內涵。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是法律條文,不具有直接引用為裁判是非的法律依據效力,但可以被運用于對案件焦點問題的釋法說理,這當是律師首先應當準確理解的。

          那么,律師如何運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釋法說理,就成為律師應當深入研究思考的重要課題。

          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導意見從裁判者的角度,歸納的是十分全面的,其中釋法說理的原則;適用案件的種類;與法律、法規、規范性文件、習慣等裁判依據的關系;釋法說理的方法;以及語言表達、修辭論證等,對律師運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釋法說理,也都具有全方位的指導意義。因此,律師首先應對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意見逐條逐句認真研讀,全面理解每條意見的精神,并以法治的思維方式深刻領會每條意見的法律、法理、情理依據。只有在全面理解、深刻領會指導意見的精神內涵的基礎上,才能達到準確運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釋法說理的效果,提升釋法說理的技巧。

          二是準確選擇可以運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釋法說理案件的切入點。

          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意見第四條列舉了“應當強化運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釋法說理”的六大類案件。這六大類案件中,絕大多數都屬于社會關注度、敏感度高的案件,其中大部分都是各律所依規定需向行政機關匯報、報備或應在所內集體討論的案件,也有的是律師辦案中風險點較高的案件。

        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特別是見義勇為、正當防衛、緊急避險、弱勢群體權益保護等社會廣泛關注的案件,律師在法庭上發言,都極易引發天理、國法、人情沖突的爭議和社會道德評價。律師在承辦這類案件時,首先應要有高度的政治敏銳、正確的價值取向。如果能在代理、辯護的發言和相關訴訟文書中準確選擇可以運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釋法說理的切入點,律師的代理、辯護不僅能贏得委托人的信任,取得法官的認同,也能避讓這類案件對律師可能帶來的風險,還能打造律師良好的社會公眾形象。

          三是守好法律和道德的底線

          至于律師如何準確選擇運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釋法說理的切入點,則取決于一個律師本身的法律理論水平、邏輯思維能力、人品道德水準、文字語言功底等綜合素養。但可以普遍適用的方法,無外乎準確識別界定“善”與“惡”,旗幟鮮明地堅持“揚善”、“不助惡”,恪守“維護合法權益”,“不向違法讓步”的準則;堅守“法律”、“良知”底線;堅持“息訟安民”,反對“架詞挑訟”原則;把握“真話雖不能說全,但假話堅決不說”的技巧。

          四是全面掌握、準確界定“善良風俗”的內涵和表現形式

        由于“公序良俗、風俗習慣”的界定邊界是相對模糊的,故需律師具有一定的甄別能力。其中“公序”作為公共秩序的總和,其本身因具有法律、法規、規章、條例及政策規定的明確意思表示,在界定時爭議相對較小。而“良俗”作為善良風俗的綜合體,由于中國是一個由56個民族組成的社會主義大家庭,經濟社會發展也存在較大差異,各地區、各民族也都具有本地區、本民族特有的風俗習慣。至于哪些“風俗習慣”可被認定為“良俗”,則界定起來相對困難一些。在法官嚴謹的法治思維中,會更加謹慎,沒有普適標準支撐,法官一般是不會引以為論據的。但律師對此,恰具有職業上的優勢。一名優秀律師,除具有系統扎實的法律理論知識及相應職業素養外,一定還是一個相對博學多識的“雜家”。在長時間與社會各階層人士交往的過程中,對本土的風土人情,百姓普遍認同的“善良風俗”,具有了解更多、更深、理解更全面的優勢。同時,律師的訴訟意見,也僅是限于“供法庭參考”的功能。因此,律師應高度重視對當地“善良風俗”類的本土特色文化內涵和表現形式的了解和掌握,從而能在承辦涉及“善良風俗”因素的案件時,能為法官準確界定“善良風俗”,在裁判文書中的釋法說理起到“參謀”及內心判斷的強化作用,這也當是律師運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釋法說理的技巧之一。

          至于其他技巧,聰慧的律師群體中,一定會總結出更多,只需我們的司法行政機關、律師協會能關注并予以適當引導,一定會總結、提煉出更多普適且有實用價值的技巧。

          五、結語

          可以預計,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導意見所確立的原則、方法等,在短時間內是不大可能起到立竿見影效果的。因為,法官謹慎的法治思維方式,決定了法官群體中對敢于“試水”、勇于“探索”風險持合理避讓心態的會是絕大多數,但也相信一定會有一批有擔當的優秀法官,秉持社會正義之劍,以良好的法官職業素養,敢為人先地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裁判文書釋法說理。一段時間后,在最高人民法院后續相關引導、激勵機制的作用下,司法裁判網上,一定會掛出越來越多的“事理明晰、法理準確、情理感人、文理嚴謹”的優秀裁判文書。法官的職業尊榮感、社會公信力也會也一定會大幅度提升,對法律的敬畏也將會根植于民眾之心,融洽于民眾之魂。

          律師同仁們,我們中國律師也當為此法治文明美好愿景的畫卷增光添彩,此即草就本文的初心。

         

        作者單位:安徽師陽安順律師事務所

                             

         

        創建時間:2021-10-20 09:20
        首頁標題    學術研究    運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釋法說理,提升律師隊伍的社會公信 ——律師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訴訟活動釋法說理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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